开栏语：
《礼记》有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著名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先生亦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校长作为教育改革的“关键少数”，正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躬耕者。他们勇闯改革路，敢为育人先，破解“五育并举”之困，激活创新之源。
AI时代，教育何为？校长何为？2026年全国两会之际，政府工作报告与“十五五” 规划纲要草案锚定教育强国目标，为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指明航向。新京报教育推出“两会校长说”专栏，特邀大中小学校长代表委员，共解政策深意、共享实践智慧、共破发展难题。以思想之光照亮教育之路，以星火之力助力民族复兴。
在这里，听见校长的声音，看见教育的未来。
“我们要在校园里营造一种氛围，让那些十年磨一剑的人成为真正的英雄，而不是让那些一年发十篇论文的人成为唯一的榜样。”
当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理工大学学术副校长金双根说出这句话时，他将自己多年的科研感受转化为对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深层思考——如何让那些敢于挑战长周期、硬骨头的研究者们，在“快出成果”的评价惯性中获得应有的尊重与支持。
面对“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首次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金双根感受到的不只是政策表述上的递进，更是国家对高校人才从“物理叠加”迈向“化学反应”的深层要求。在他看来，传统的学科围墙与“快出成果”的评价惯性，已成为制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深层梗阻。从黄河两岸的生态监测到深空深地的科学探测，从智能矿山的学科重组到交叉人才的评价突围，这位既抓科研又要教学和培养人才的学术副校长，正在以点滴实践拆解高校转型中那些最坚硬的壁垒。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金双根直言要让人才培养单元从“专业”转向“项目”，让评价标准从“期刊”走向“生产线”，让那些敢于“坐冷板凳”的人被看见、被尊重，高校不仅是知识的象牙塔，更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有力支撑。
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人才培养单元必须从“专业”转向“项目”
新京报：相比“十四五”规划提出“深化教育科技合作”，“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首次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从教育管理者的角度看，要实现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保障”，当前高校在学科设置和培养模式上，最急需做的改变是什么？
金双根：这不仅仅是表述上的递进，更是国家对高校提出的从“物理叠加”迈向“化学反应”的深层要求。我认为当前高校最急需改变的，是要敢于打破以学科为唯一容器的惯性思维，从“学科轨道”转向“领域战场”，真正实现学科设置与培养模式的底层重构。
我们过去习惯了“有什么老师就开什么专业”，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就意味着学科设置不能再按部就班，而必须转向“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创造什么”的超常布局。当前最大的痛点是学科组织模式滞后于产业变革的速度，专业壁垒限制了复合型人才的产出。
比如我所从事的GNSS遥感研究，如果只囿于测绘学科内部，就无法真正解决复杂的灾害应急问题。它必须主动与土木工程的防灾减灾、计算机的大模型解译、大气科学进行交叉融合，形成“智能监测与应急决策”这样的新型学科方向。这就要求高校建立快速响应机制，针对人工智能、深空探测、灾害智能监测等战略新兴领域，像搭乐高一样，用灵活的学科单元组合出能够解决重大问题的“构件”，而不是固守着僵化的院系边界。
而在培养模式上，最急需的改变是要从“按专业喂药”转向“按项目实战”。要实现一体化保障，培养单元必须从“专业”转向“项目”。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是长周期的，应该让“项目即课堂”成为常态，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能进入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真实场景，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反向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新京报：任职河南理工大学学术副校长这几年，你牵头组建了国际“智能导航与感知应用”研究团队，并将研究成果应用服务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能否以你的实践经历为例，分享一下高校如何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中发力？
金双根：从我在河南理工大学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要在具体的科研攻关、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把这三个要素像拧麻花一样紧紧结合在一起。我牵头组建国际“智能导航与感知应用”研究团队并将成果服务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一体化”的探索。
我的第一个体会是，要在一体化中发力，必须“以事聚才”，用高水平科研平台和国家重大任务吸引和锻造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我们组建这支国际团队的时候，是直接面向“智能导航与感知”这个领域，面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这个真实战场，去引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背景的优秀人才。这些人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发几篇论文，而是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使命：用导航遥感技术解决黄河安澜和国家需求现实问题。当一流团队为了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聚集时，高水平研究生培养、科技攻关和人才引育效应就产生了，这就为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提供了最核心的“人力资本”。
第二是要“以研促教”，把科研的一线战场变成人才培养的活水源头。在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把科研项目仅仅看作解决问题的场景，而是把它变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学生在项目里，面对的是真实的实验、真实的数据、真实的难题，他们的成长不再是背诵书本知识，而是在解决“卡脖子”技术、服务国家战略的实战中完成的。这就是我常说的“项目即课堂”，学生的创新能力在这样的实战中得到了最有效的激发。
第三是要“以用立业”，把服务国家战略的贡献度作为检验一体化的最终标尺。如研究成果最终能不能服务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是检验我们团队工作成败的唯一标准。当我们研发出的一套监测系统和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平台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当我们的预警算法能够帮助老百姓避开灾害风险，这时候，教育、科技、人才的价值就真正融为一体了。这种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感和成就感，反过来又成为激励师生持续奋斗、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的强大动力。
所以，总结起来，我认为高校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中发力，关键是要敢于打破围墙、敢于真刀真枪地融入国家战略。我们要用大平台、大项目和大任务汇聚与培养人才，用大项目培养大栋梁，用大成果服务大战略。
谈高校学科转型：
面对AI冲击，传统学科要以特色优势为根基、以智能技术为引擎
新京报：你曾倡导以“智能矿山”等特色方向为突破口，打破学科壁垒，培养复合型人才。在传统学科面临AI冲击的当下，河南理工大学是如何进行学科转型的？
金双根：面对人工智能浪潮的冲击，河南理工大学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底蕴的行业特色高校，确实面临着传统优势学科如何转型的紧迫课题。我们一直在推动以“智能矿山、智能测绘”等特色方向为突破口来重塑学科优势，这几年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定位的转型之路，那就是以人工智能为引擎，以特色优势学科为根基，以专业重构为抓手，推动传统学科的智能化升级和复合型人才培养。
首先，学校出台了《“人工智能+教育教学”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系统推进“人工智能+专业”“人工智能+课程”“人工智能+教学”三大板块的改革，推动专业内涵更新和能力体系重塑，让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在专业设置层面，一方面积极增设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等17个数智化驱动的交叉融合专业；另一方面，推动传统采矿工程、安全工程、测绘工程等专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我们不再以单个专业为单位进行建设，而是以专业群对接产业链，构建“产业图谱—专业集群—平台体系”的布局框架。
在课程体系改革上，我们构建了覆盖全校的“1+N+X”智能化教育课程框架。“1”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人工智能应用与实践》公共必修课，“N”是面向全校开设的80多门智能素养拓展课程；“X”是每个专业至少建设2门人工智能交叉融合课程，把算法、数据分析、智能感知等内容嵌入专业核心课程。这样一来，学生的知识结构就实现了从传统专业到“智能+专业”的跃升。
我们的改革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与行业需求紧密对接。比如能源学院为了修订智能采矿工程专业的培养方案，专门组织团队到赵固二矿开展调研，听取企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把智能化采掘工作面、5G+远程操控等前沿技术应用引入教学内容。
新京报：在2024年的校长圆桌会上，你建议加强交叉学科体系建设。但交叉学科往往面临“两边都不认”的尴尬——在职称评定、学科评估、项目申报中处处碰壁。你认为高校的“学科围墙”应该如何真正打破？评价机制应该如何重构？
金双根：这个问题确实戳中了当前交叉学科发展中最核心的痛点。交叉学科之所以常常面临“两边都不认”的尴尬，归根结底是因为现有的管理体制和评价机制，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单学科范式之上。这种范式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惯性，如果不从底层逻辑上打破它，交叉学科就很难真正落地生根。
打破高校的“学科围墙”，我认为需要从组织模式和制度保障两个层面同时发力。
在组织模式上，我们要敢于探索多元化的交叉学科平台。不是只有成立实体学院这一条路，实体研究院、虚拟联合实验室等都是可行的模式。关键是要让这些平台拥有实质性的人、财、物自主权，而不是虚挂在某个传统学院下面。
在制度保障上，我们要给交叉学科“开小灶”。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统筹设立专项经费，遴选支持国家级学科交叉中心试点建设，同时赋予地方和高校试点政策自主权，重点突破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学位授权制度创新等关键领域。
“打破围墙”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评价机制的重构。这才是真正触动利益格局的深水区改革。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还是“一把尺子量到底”，以论文、项目、奖项为核心指标，而且学科分类过于刚性。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构评价机制。
第一，推行分类评价。针对不同岗位类型、学科领域及层次的科技人才，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类分层评价标准。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看学术贡献和原始创新能力；对从事应用研究的，看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效益；对从事交叉研究的，就要看解决跨学科难题的实际贡献。不能再让交叉学科的学者在传统学科的评价标准里“左右为难”。
第二，推行代表作制度。引导人才聚焦标志性成果，而不是拼数量。探索建立包括项目报告、技术报告、著作、论文、标准规范、发明专利、创作作品等多种高水平成果形式的“代表性成果”制度。
第三，探索学位证书标注交叉方向。目前交叉学科毕业生在就业时，学位证书上可能只标注挂靠的传统学科专业，与其实际交叉背景存在偏差，导致用人单位在资格审查时产生困扰。建议探索在学位证书中标注交叉学科方向或主修领域，增强交叉人才身份的可识别性。同时推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同步更新专业指导目录，让交叉学科人才有通畅的职业发展通道。
第四，在过渡期探索“降级评审”的思路，对于跨学科成果，可以探索实行“降一级评审”。
第五，引入多元主体参与评价。改变过去“专家唱主角”的模式，让市场、用户、第三方机构深度参与。对企业参与的技术攻关项目，让企业来评价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对服务国家战略的重大任务，让主管部门来评价贡献度。这样，评价标准就从“在期刊上”转向了“在生产线上”。
打破学科围墙、重构评价机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耐心和“敢闯敢试”的魄力。
谈“坐冷板凳”：
让“十年磨一剑”的人成为校园里真正的英雄
新京报：你在学校布局深空、深地探测等新兴领域，为未来产业培养人才。这些领域可能5年、10年才能看到产出。在当前“快出成果、快发论文”的评价体系下，如何让师生愿意“坐冷板凳”投入这些长周期研究？
元股证券:ygzq.hk金双根：这个问题确实是当前高校布局长周期战略领域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当前“快出成果、快发论文”的评价体系下，要让师生甘愿“坐冷板凳”，仅靠号召和情怀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制度设计、文化培育和资源配置上打出一套组合拳。
首先，我们要从顶层设计上重新定义什么是“成果”。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覆盖长周期、研究全过程的评价体系，把阶段性的进展、关键技术的突破、科研装置的建造、数据的积累都纳入“成果”的范畴。我们的评价机制，就是要敢于承认这种价值。河南理工大学在探索对这类研究实行“里程碑式”考核，只要团队完成了预定的阶段性目标，就视为合格，不再强求每年都有论文产出。
其次，职称评审必须给长周期研究开辟专门的通道。我们正在尝试建立“战略任务贡献”评价通道，对那些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教师，不看论文数量，不看影响因子，而是看他解决了多少关键技术难题，看他培养的学生是否进入了国家急需的领域，看他的研究成果是否被纳入国家重大工程的设计方案。我们要敢于让这样的人评上教授、评上博导。
第三，在资源配置上，要给长周期研究提供相对稳定的“压舱石”。学校正在探索设立“战略性基础研究培育基金”，对深空深地等重点布局方向给予连续5到10年的稳定支持，让团队能够心无旁骛地攻关，不用每年都为经费发愁。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要在文化上重塑对“坐冷板凳”的尊崇。深空探测、深地探测，这是人类认知边界的最前沿，是真正的大国重器。这种使命感和成就感，是任何“短平快”的项目都无法替代的。我们要在校园里营造一种氛围，让那些“十年磨一剑”的人成为真正的英雄，而不是让那些一年发十篇论文的人成为唯一的榜样。当师生们从心底里认同这份事业的价值，“坐冷板凳”就不再是煎熬，而是一种荣耀。
谈高校内涵式发展：
告别“千校一面”，从“分层发展”真正走向“分类卓越”
新京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十五五”期间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在你看来，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如何实现内涵式发展，兼顾质量与规模、公平与效率？
金双根：要实现这样的内涵式发展，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从“分层发展”真正走向“分类卓越”。长期以来，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存在一种“千校一面”的倾向，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正是要引导每一所高校找准自己的生态位——研究型高校要突出原始创新能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战略科学家；应用型高校要成为服务行业和区域发展的主力军，输送高素质工程师和应用型创新人才；技能型高校则要深耕技术技能，培育能工巧匠。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才能真正形成支撑国家战略的完备人才梯队。
免息股票配资在学科专业布局上，提质扩容要求我们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与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实现同频共振。我们正在推动的战略急需领域超常设置机制，就是要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方向快速布局，支持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生物育种技术等一批新专业，学科专业调整比例已超过20%。同时，要发布区域优先发展和暂缓发展的指导性学科专业清单，让高校的专业设置与地方千亿、万亿级产业精准对接。
在资源配置上，必须打破“以规模换拨款”的惯性思维，转向绩效导向的精准投入。财政拨款制度应与专业绩效、就业质量、科研转化等指标紧密挂钩。更重要的是，要破解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让不同定位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高校和人口大省的精准支持力度，推动新增高等教育资源向这些地区倾斜。
评价机制的变革是撬动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支点。我们必须告别“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旧范式，建立分类评价的新体系。对研究型大学，要看知识贡献度与学术影响力；对应用型高校，则要强调技术适配度与产业贡献率，将企业挂职经历、技术专利转化、行业标准制定等纳入教师职称评审核心指标。同时，要引入长周期评价与同行评议，尊重科研与人才培养的长周期属性，避免“短平快”评价导致的功利化倾向。
最后，提质扩容还需要社会观念的深层变革。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多元发展、多元评价、多元成才的理念，让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在职业发展中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回报。当社会普遍对研究的卓越、应用的卓越与技能的卓越一视同仁时，我们的分类评价才不会走样，资源分配才不会被声望拉歪。
总之股票交易规则，高等教育提质扩容的内涵式发展，本质上是让每一所高校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跑出最好成绩，让每一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成才路径。这需要我们以分类改革为牵引，以评价机制为杠杆，以资源优化为保障，真正实现从“大而全”向“优而强”的转型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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