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榆林常乐堡煤矿董事长雇凶砍总经理案件烂尾18年后，经自媒体曝光引发轩然大波。文章揭露，港商谢和平、高海燕夫妇因股权纠纷，被指从南京“调兵”32人跨省持刀行凶，致总经理张新田身中7刀、失血性休克，全身留下48厘米疤痕。案件历经四次伤情鉴定，从“重伤”翻盘为“轻伤”，最终5名主犯未被起诉，直接行凶者至今在逃。文章刊发后，沉寂多年的案件再起波澜，当事人与关键中间人各执一词，真相愈发扑朔迷离。
配资白名单平台开户案件回溯：30把砍刀与消失的通缉令
@八处壹号此前披露，2008年5月20日，谢和平夫妇以“商谈”为名，将张新田邀至煤矿办公室。随后，埋伏在董事长办公室的二三十名打手持钢管、砍刀冲出，将张新田、财务总监汪新生等人砍翻在地。
案发后，警方《提请批准逮捕书》明确将谢和平、高海燕等5人列为嫌疑人，其中2名打手竟是南京市溧水检察院天生桥山庄的保安。然而，案件在检察环节急转直下：第四次鉴定以“失血性休克依据不足”改定轻伤，2008年11月，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检察院以“不在场、情节轻微、已取得谅解”为由，对5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直接行凶的彭超被列为在逃人员，却蹊跷地从通缉名单中“消失”。
更令人咋舌的是，谢和平夫妇此后不仅全身而退，更被塑造为“知识型企业家”。2025年，《经济观察报》一篇专访将高海燕描述为凭借法律武器夺回产业的女强人，而对当年血案仅轻描淡写为“董事会争吵后的意外”。报道刊发后，受害者愤慨不已：“18年了，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我们这些伤者却被后遗症折磨。”
港商方回应：雇人只为“维持秩序”，系“保安行为过激”
4月9日，谢和平、高海燕夫妇委托助手吴先生及律师面见笔者，对文章内容进行反驳。吴先生强调，谢高夫妇当时聘请王林的保安队伍，仅是“到矿上做保安维持秩序”，绝无伤人指令。“至于进去之后，他们和张新田之间因为行为过激、脾气太冲，他们个人之间发生冲突，这和高总、谢总（指高海燕、谢和平）没有关系。王林后面还因为涉及洗钱还是什么的坐牢了。”他称，案发时高海燕、谢和平已离开现场，“完全控制不住局面”。
针对报道中提到的“关键操盘手”刘建申，吴先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高总当时走投无路，才有病乱求医。”他透露，刘建申以“捞人”为条件，迫使谢高夫妇在拘留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事后却未支付兑现。“这个协议是在不平等情况下签的，后来高总通过仲裁将这份协议完全推翻。”
吴先生坚称，谢高夫妇才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在他们不知情下发生的冲突事件，事后却要他们承受代价。而煤矿总经理张新田其实是案件受益者，“事发后他开心的不得了，因为他后面安安稳稳得挖煤赚了十几个亿”。
“保安”反驳：我是去“要账”，反被港商“设局陷害”
然而，4月11日，笔者电话联系到吴先生提到的关键人物王林，其说法与谢高夫妇截然相反。王林声称，自己并非受雇于谢和平，而是“被欠债不还”。“谢和平投资煤矿的2900万都是借我的，我带工程公司的人去榆林是要账！”他解释，自己公司有挖掘机，谢和平骗他说带人去“挖煤矿”顶账，结果却陷入纠纷。
王林否认参与雇凶伤人，还说所谓他坐过牢的说法是“放屁”，王林说：“我只是跟随谢和平去南京才被拘留，还遭遇了刑讯逼供。雇保安是谢和平自己找的，跟我没关系。”
对于这起案件，王林显得愤愤不平：“这些都是陷阱！谢和平想向张新田报仇，就栽赃到我们身上。”他透露，谢和平曾抱怨“张新田打过他眼睛”，扬言报复。但王林承认，案发时谢和平确已离场，他怀疑这是谢和平设计的“阴谋”。
随着各方说法的矛盾浮出水面，这起18年前的旧案愈发显得疑点重重。谢高夫妇的“维持秩序说”与王林的“要账被坑说”针锋相对，而当年那份改判轻伤的鉴定、消失的通缉令、未到案的30余名打手，依旧是未解之谜。受害者张新田、汪新生等人仍在苦苦维权，他们的伤口早已愈合，心里的坎却始终过不去。正如汪新生所言：“我们找遍了纪委、公安、扫黑办，案件却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如今，谢和平已77岁，高海燕71岁，张新田也63岁。这场延续十余年的恩怨，在各方各执一词的辩解中，似乎更难见到终点。
律师观点：嫌犯全部不起诉违背程序、裁量失范
关于该案办理过程中的诸多争议，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对此指出，检察机关当年的相对不起诉决定在法律适用上存在明显瑕疵。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相对不起诉仅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但本案呈现出典型的精心策划特征：跨省调集30余人、事前准备砍刀钢管、刻意埋伏行凶，且造成受害人创伤性失血性休克及严重后果，无论从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性上看，认定为“情节轻微”不符合法定不起诉要件，属于裁量失范。
赵良善强调，案件办理程序存在多重违法嫌疑。其一，检察机关在仅有1名受害人出具谅解、其余均未获赔且不予谅解的情况下，片面采信存在争议的“轻伤”鉴定，而对之前的两份“重伤”鉴定视而不见，属于程序瑕疵。其二，在共同犯罪处理上，在直接行凶者彭超及30余名打手均未到案的情况下，法定追诉程序并未终结，但司法机关不仅未持续追逃追诉、分案处置涉案人员，反而对全部到案核心嫌疑人一概不起诉，变相终结了全案追责程序，违背刑事诉讼追诉原则。其三，本案不符合嫌疑人归案、主动投案、确认死亡或依法认定无罪无需追责的4种可以撤销通缉令的法定情形，在逃的主要行凶嫌犯彭超，其网上通缉信息却无故消失，这违反公安机关终止追逃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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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元（西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胡超奇还提出：此案即使不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也至少应以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故意伤害罪是结果犯，而寻衅滋事是行为犯，行为犯只要实施了某种行为即可入罪。本案中几名嫌犯行为完全符合寻衅滋事罪司法解释：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情节恶劣”：（一）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四）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六）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七）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北京英申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实务导师房立刚也认为检方作出不予起诉不能理解。北京中闻（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知名刑辩律师杜家迁认为，榆林市应该成立联合调查组或者上级检察院介入，启动对该案件追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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