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个话题，得先掰扯清楚一件事——1949年前后那批知识分子的“走”或“留”，根本不是什么“幸运”和“不幸”能概括的。那是一个时代的十字路口股票卖出确认信号，每个人都在拿自己的后半生做赌注。
先说那些“走”了的人，日子真就好过了吗？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抢救学人”。最后81位民国院士里，22位离开了大陆——10人去了台湾，12人远走海外。
老牌杠杆配资公司胡适是走得最决绝的一个。1949年4月6日，他孤身一人从上海码头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前往美国。中共曾承诺他可以继续当北大校长兼图书馆馆长，他拒绝了。走之前撂下三句话，意思就一个——他信不过新政权。
可美国的日子压根儿不是他想的那么回事。他想争取美援，杜鲁门和艾奇逊对国民党腐败失望透顶，根本不买他的账。处处碰壁，精神苦闷，心脏病屡次发作。最惨的是他想入医保，保险公司嫌他年纪大、有心脏病，直接拒之门外。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图书馆馆长，年薪5200美元，可每月生活费就要550美元，入不敷出。1958年他回到台湾当了“中研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去世时留下的遗产，除了书稿外只剩下135美元。
傅斯年比他走得更早。1949年1月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可台大当时经费紧张、设备匮乏、内部矛盾重重。1950年12月20日，他在省议会接受质询时突发脑溢血，当场倒在会场。55岁，走得太突然了。
钱穆算是走得最体面的一个。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始书院之一。1967年移居台北，1990年去世，享年95岁。可他晚年最大的遗憾，是到死都没能回到大陆看一眼。
再看那些“留”下来的人呢？
81位院士里，将近60人留在了大陆。陈寅恪被“抢救”到广州后断然拒绝去台湾。他说自己跟政治绝缘，选择栖居岭南度过余生。汤用彤拒绝了胡适寄来的两张机票，挑起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的重担。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里说：“青年学生们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还有李四光，1949年正在英国，得知自己名列新政协名单后，连夜躲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辗转回国。
可留下的路也绝非坦途。有人成了“反动文人”被批判，有人不堪忍受身心摧残而自杀。沈从文一度精神崩溃送进精神病院，后来放弃创作躲进博物馆跟古物打交道。但他在博物馆里清清白白地活了下来，最终在三十年之后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历史就是这么残酷。选择离开的人，未必找到了他们想要的面包和自由；选择留下的人，也未必都等到了他们期盼的新生活。
说到底，“幸运”这个词，放在那代知识分子身上太轻了。他们面对的从来不是什么“幸运”和“不幸”的二选一，而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抉择——有人为了理念远走他乡，有人为了故土选择留下，有人在新旧交替中挣扎求生，有人在夹缝里保全了自己最后那点尊严。
元股证券:ygzq.hk谁的命更好？这个问题，大概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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