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南燕波段进出点
岁月如梭，弹指一挥间。抚今追昔，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壮阔画卷在脑海中徐徐展开，那些艰辛开拓的往事与感人至深的瞬间，已在心灵深处留下的印记，在时光的洗礼下愈发清晰、珍贵。
1987年，我国的长城、明清皇宫·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的世界遗产实现了零的突破。
身为原建设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的一员，我全程参与了泰山、黄山、九寨沟、黄龙、武陵源、峨眉山—乐山大佛、庐山、武夷山等地的申遗工作，并协助完成了苏州古典园林后续4项补充项目的申报工作，亲历了中国申遗的开拓历程。
而谈起这近40年的往事，有一本书始终在我心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那就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1998年8月出版的《中国的世界遗产》（中英文本）。
这本我主编的99万字大型学术画册，被评价为“迄今为止宣传介绍我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内容最为丰富，最具权威，图片最多”的精品佳作，2000年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2001年还被评选为“二十世纪文博考古最佳图书”。荣誉背后，是厚重的过往，责任与使命同向而行，执着与协作交织成章，最终成就了这份成果。
1996年，在第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日本最大出版社讲谈社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50周年而推出的多卷本《世界遗产》，成了全场瞩目的焦点。
彼时，国内出版界正风行“买断翻译出版权、引进国外出版巨制”的潮流。面对讲谈社这套《世界遗产》，国内多家实力雄厚的出版社展开了较量，其中就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然而，竞争是残酷的。最终胜出的是广西一家出版社，他们孤注一掷，以出人意料的价格拿下了《世界遗产》中文版翻译出版权。
这一失利，催生了一个更具使命厚度的选题。展会一结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国际合作室的李让就向社里提交了选题申报书，建议编辑出版《中国的世界遗产》——既然《世界遗产》做不成了，我们就做《中国的世界遗产》。
但是在选题会上，多数人对这个选题持保守态度，首次申报未获批准，选题申报书被退回，上面竟一个字的审批意见也没有。也许，还有别的考虑，当时李让年仅28岁，参加工作才6年。
杠杆配资百科我和李让都住在团结湖小区，两家楼挨得很近，每天上下班都坐部里的班车，是非常好的车友，他叫我大姐。
一天，李让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讲了他的选题，虽然受挫，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相信，随着国家申遗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会有越来越多的遗产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编辑出版《中国的世界遗产》肯定能得到各遗产地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听着他的诉说，我的思绪飞到了10年前——1986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刚满一年，我的老处长马纪群把泰山申遗任务交给我时，我也年轻，只有34岁。一次，我无意中听到部里一位老同志质疑马纪群：“怎么把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小曹这么年轻的人？”我非但没有退缩，反倒被激发出斗志：“我怎么就做不成？”
想到这，我毫不含糊地对李让说：“你这个选题非常好，大姐支持你！你上高中时就编写出版了29万字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1990年建工出版社就进了一个应届毕业生，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专业的，不就是你吗？周谊社长信任你，我也信任你！”
转眼到了1997年春节后，一天早晨，在班车上，我和李让坐在一起，随即聊到了1997年对中国世界遗产事业而言是一个不容错过的重要节点，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25周年，也是我国开启世界遗产申报与保护工作10周年，预感这一年肯定会非常忙碌。
在听完我的介绍后，李让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出版时机，一定要抓住。看着他满怀热忱的样子，我也深受触动。若能借此良机，通过专业出版物将中国丰富多样的文化与自然遗产系统地展现给公众，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在世界遗产领域开拓进取的探索历程，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好事啊！我们两人一拍即合。
我当场就积极回应，优先考虑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合作，并承诺在后续推进过程中给予全力支持。
达成共识后，工作推进便迅速展开了。我整理了自己多年来精心保存的资料，包括多个遗产地的申报书，这些纸质文档不仅是申报工作的核心，更是记录遗产价值最权威的一手资料。在那个信息采集相对受限的年代，每一份申报资料都非常珍贵。
为了帮助李让完善选题方案，争取出版社批准，我不仅将这些“家底”倾囊相授，还特意引荐他去拜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马燕生同志，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景峰同志。看着李让再次申报选题，我内心深处感受到的不仅是工作上的推进，更是一种使命的传递。
1997年3月20日，选题第二次上会。这次不仅顺利通过，更被列为重点选题。会后，刘慈慰社长嘱咐李让赶紧起草给侯捷部长的专题报告。
李让连夜完成初稿，第二天一早送到我手上，我逐字逐句进行了推敲与修改，确保每一处表述既严谨又具有说服力。随后，报告交给刘慈慰社长审定，很快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名义报到建设部办公厅。
等待的日子里，大家的心都悬着。其间，侯捷部长还特意把我喊去，了解相关情况。
4月1日一上班，建设部办公厅的崔衡德同志来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将侯捷部长阅批过的报告交给刘慈慰社长。这份分量十足的批件，既是对前期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任务的部署。
8月28日，侯捷部长为《中国的世界遗产》题词：保护好世界遗产，为全人类作贡献。
编写《中国的世界遗产》是中国的世界遗产总动员的“大工程”。为确保内容的权威性与学术价值，我亲自联络了各遗产地的相关负责人与专家学者，恳请他们给予支持。为打造高水准大型学术画册，我们对照片质量要求极为严格，各遗产地积极配合，提供的影像资料多为申报世界遗产时使用的珍贵素材。在书稿整理过程中，责任编辑李让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要统一全书的体例，还要亲力亲为为部分未提供成型文稿的遗产地撰写相关内容。在确保英文翻译质量的攻坚阶段，我们更是得到了建设部国际合作司呼忠平副司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权威译审莫润先先生的鼎力相助。
最令我难忘的，是关于编委会大名单的敲定。这样一本大书，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很大。我的恩师罗哲文先生提出“大团圆”的建议，充分体现了老专家的大局观与统筹智慧。这个建议在宏观格局上发挥了凝聚各方共识的核心作用，使这本书得以在合力之下圆满呈现，意义深远。
最终确定《中国的世界遗产》的署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联合编写。我们汇聚了包括侯捷、俞正声、韦钰、张文彬在内的高级顾问组，以及以侯仁之、郑孝燮、罗哲文为核心的学术顾问群。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冯·德罗斯特、卢卡斯、桑塞尔等多位世界遗产领域权威人士为国际顾问。建设部副部长李振东、赵宝江担任编委会主任，我本人为主编，马燕生、景峰、郭旃为副主编。
《中国的世界遗产》出版后引起很大轰动，各大图书馆、档案馆纷纷购买作为馆藏，新华书店上架后更是一卖而光。这本书也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好评，吴良镛、周干峙两位两院院士和北京大学世界遗产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都写了书评。1998年，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2届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送给21位委员每人一本，委员们看后一致说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冯·德罗斯特看到书后，发来热情洋溢的祝贺电函，对中国在促进“世界遗产公约”的公众宣传及世界遗产地的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给予了高度称赞。
我珍藏着一本《中国的世界遗产》，扉页上汇集了往昔领导及专家学者的亲笔题词，这些凝固于纸上的深邃见解与殷切寄语，不仅是岁月的回响，更是薪火的传承，赋予了这本书非同寻常的历史重量与人文价值。
元股证券:ygzq.hk1998年，李让调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但我们的友情和联系从未中断。当得知《中国的世界遗产》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份喜悦分享给李让，那是我们共同的心血结晶，是我们共同书写的诗篇。心中有光，则前路坦荡，使命在肩，则势不可挡。
2004年，中国文物报社创办《中国文化遗产》杂志。创刊阶段，李让推荐了我。一天傍晚，已是报社记者的李让陪着解冰副社长来到建设部，在机关食堂一层一角对我进行了漫谈式的采访。没过多久，《中国文化遗产》杂志就刊发了我的署名文章《我所参与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
后来，解冰当上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李让成了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
股票杠杆交易平台查询官网提示：本文来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