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春夏,国内舆论分成两种极端声音,一部分人看着华北、华东接连失守,到处散播亡国论,还有一部分人靠着台儿庄一场胜仗,幻想几个月就能把日军赶出国土。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八天时间连续讲演,完整梳理中日双方强弱利弊,讲清楚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不敢买怎么办,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讲稿整理成《论持久战》刊发之后,不光国内军民争相传阅,国民党高层提炼其中防御思路当作正面战场作战参考,日本主流杂志专门腾出98页篇幅刊登删减后的日文译本,立场对立的两方,全都认认真真研究这份剖析战争走向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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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底到6月初,延安窑洞条件简陋,没有完善的资料和礼堂,毛泽东靠着收集来的各地战报、两国国力数据,条理清晰拆解整场抗战的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每个阶段会出现什么局面,我方该用什么战术应对,全都直白写在文章里。7月,《解放》周刊率先刊发全文,单行本很快在延安印出来,借着国共合作的通道,大量小册子送到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最先读到文章的是时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他第一时间找到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完整转述了持久战核心逻辑。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内素来有小诸葛的名号,常年钻研兵法、筹划战局,通宵读完《论持久战》之后,当场认可这套战略思路。他心里清楚,国民党军队装备优于八路军,却处处被动挨打,根源就是没有长远的整体作战规划,要么急于决战求速胜,要么兵败之后心生悲观。白崇禧把全篇核心浓缩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多次在蒋介石面前举荐这套思路,等蒋介石完整翻阅过后,认可里面对战局的客观判断,最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将提炼后的持久防御方针通令全国各战区,作为正面战场作战参考。

国民党内部对待这本书的态度参差不齐。冯玉祥不受核心权力圈待见,手里没有实权,他自己掏钱印刷三千本《论持久战》,挨个送给党政军高层官员;卫立煌、傅作义长期在北方前线和日军对峙,看完之后直接把文稿印发给自己部队的军官,组织集体学习;陈诚初期带着党派成见,没有静下心研读,等到武汉会战局势急转直下,速胜的幻想彻底破灭,回头重读文章,才发现里面很多预判贴合战场实情。后来国共合办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课堂上统一讲解持久作战、敌后牵制的战术思路,两党军官坐在一起学习。


文章流传到日本的速度,甚至比国内部分偏远战区还要快。1938年9月,日本影响力很大的综合刊物《改造》,拿出整整98页版面刊登增田涉翻译的节译本,增田涉是鲁迅生前交好的日本学者。这本杂志带有左翼倾向,但刊登译文并不是为了宣传中国抗日主张,而是供日本军部、情报机构研究对手战略,刊发时编辑大量删减驳斥日本侵略、论证中国必胜的核心段落,只保留战争阶段分析内容,方便日方研判我方行动。
日军高层最开始十分轻视,开战以来一路攻城略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论调根深蒂固,不少将佐看完节选译文,只把持久战当成弱势一方的自我安慰。可随着战线拉长,兵力分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占领区内游击战此起彼伏,日军疲于奔命,后方情报部门反复拆解这本小册子,逐条研究持久战的游击战术、群众动员方式。即便完全摸清我方表层作战手段,受制于本土资源匮乏、占领区民心背离,日军始终拿不出办法跳出相持消耗的泥潭。

那段时间不管是国统区、敌后根据地,还是日本军政界,人人都在翻看这本薄薄的册子。国民党拿着提炼后的思路规划正面战场撤退布局,依靠广阔国土换取休整时间;八路军、新四军依托完整的持久战理论,开辟敌后根据地,靠小规模消耗战逐步扭转敌我力量;日军不断研究应对手段,可侵略战争的本质注定他们无法争取民心,就算吃透表层战术安排,依旧摆脱不了被动局面。
一本书能同时被敌我两方重点研读,足以印证里面对战局分析的客观与透彻。毛泽东没有凭空臆想战争走向,所有判断都建立在两国经济、军事、民心的现实对比之上,不靠夸张口号,只用事实推演胜负。后来抗战一步步走完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全过程和文章预判高度吻合,不管是当年反复研究译文的日军情报人员,还是中途摇摆的国民党官员,都无法否认其中长远的战略远见。

战争的胜负从来不止比拼武器装备,能不能看清局势、能不能依靠底层百姓,才是关键。《论持久战》当年摆在对立双方桌案上,有人只学到退守避战,有人依托全民力量步步反击,两种选择,最后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这也是时隔多年不敢买怎么办,后人依旧会反复品读这份文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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